從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定之仿單適應症、藥物許可證持有商建議健保收載之給付適應症、藥品專家諮詢會議初擬之給付適應症，最終至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決議生效之給付適應症，除了適應症層層限縮之外，藥物許可證持有商送件之PICO及價格內容也與最終生效版本不同。縱使新醫療科技送件資料內含成本效益模型、參數及ICER，惟迄最終決議下的諸多參數已不盡相同，則原始版本之成本效益及ICER如何解釋？能反映審議決議當下新醫療科技的成本效益嗎！？
二代健保推行以後，公民參與的「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精神融入至《全民健康保險法》，進一步帶動社會參與的意識。當代公民對於參與公共政策的態度在行動上轉向積極，行動不再受限政府於單位習以為常的自上而下（Top-Down）模式，而是傾向自下而上（Bottom-up）的行動模式。公民團體亦會主動結合不同利害關係人或其他同類型的組織合作，形成公私協力夥伴關係。 近幾年，公民參與意識逐漸抬頭，相關團體或病友組織在參與健保政策面的議題上投入了許多資源。不僅持續宣傳並推廣各項健康資訊，還舉辦相關培訓課程號召更多公眾瞭解健康政策決策的參與機制。與二代健保初期相比，公民在健保政策的參與意識上已有顯著的提升。而近期由病友團體推動的「百億癌藥基金」倡議政策，就是由一群病友團體組織號召相關利害關係人參與，進而引起立法及行政部門關注。由此可見，公民或病友組織在參與健康政策的積極性和影響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